Michael Macaluso,法学博士,工商管理硕士

国际私募股权,资本市场及企业融资

作为为数不多的同时知晓美国和欧洲这两个地区市场的律师之一,欧华律师事务所的Michael Macaluso的事业一直很成功。现在的市场形势以及监管规则不断变化,而流进流出私人股本和风险资本市场的资本便是这种不断变化中的全球经济的风向标。Macaluso向《商法动向》(BUSINESS LAW)的卡伦斯(Currents)谈了他的工作。他解释说,市场不得不重新评估现行模式,而律师在对冲不熟悉的风险方面的作用已变得更为显著。

《商法动向》卡伦斯:首先,请向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背景。

Michael Macaluso:由于我父亲当时担任多个海外职务,我成长中的许多关键时期是在欧洲度过的。我少年时代受到的多种文化以及知识上的影响培养了我在很多方面的兴趣。那些年我在海外待的时间比在美国还要多。这些兴趣最终使我就读于芝加哥大学,我在那里完成了MBA学业,同时也拿到了我的法律学位。

从法学院毕业后,我进入了美亚博律师事务所(Mayer Brown),开始从事银行业、金融业、以及资本市场相关工作。那个时候正处在资本市场大规模全球化的早期阶段。为这一领域带来美国公司的专业知识当时也算得上是一项出口业务。我在这个方面做得得心应手。我的事业真正是从这一趋势的开始阶段起步的。

自那以后,金融领域内的语言已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了,现在世界范围内的金融专业人士都讲着非常相似的语言并接受过相似的教育。我认为在全球金融危机于2007年初爆发之前的几年中,相似的教育是促成“共性思维模式”形成的因素之一,而且可以说在2006年中后期,相似的教育背景使得包括风险管理人员、监管者、以及银行家在内的大量金融界人士在非常长的时间内持相同的立场。

我现在的工作包括为私人股本投资基金,特别是私人股本基金、对冲基金、以及信贷机会基金做代理律师,涉及这些公司国内及国际业务中的各个方面;另外,我还继续在国内和全球资本市场上为各金融机构和金融公司做代理律师。

《商法动向》卡伦斯:我知道您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而且您在少年时期在德国住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对您的工作有怎样的影响?

Michael Macaluso:我小学教育中的低年级课业是在德国学校中完成的。我的父母那时候觉得即使最近的美国学校离我们居住的地方也太远了。通过这段经历,我掌握了一门外语,现在我可以轻松的用这门语言交流,而且在欧洲文化环境中我也能处理好人际关系;这无疑是一种竞争优势。在我之前工作的公司,我是唯一一名即是美国合伙人又是欧洲合伙人的律师,我在欧华律师事务所的事业也是以这种优势为基础的。

《商法动向》卡伦斯:考虑到您的背景,您肯定经常被问到关于这场正在欧洲地区蔓延的危机的问题。

Michael Macaluso:在大西洋的两岸,我都经常被问到对这方面形势的看法。欧洲人想知道美国人的观点,反过来也是如此。我的观点可能既不是美国人的也不是欧洲人的,在我看来,开始时只是一场美国微观领域内的危机(我们姑且称之为2007年私人部门危机),但这场微观危机在国内外均造成了宏观影响,因为其动摇了整个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现在这场危机正在开始显示出缓和的迹象。现在在我国之外,还存在一场层次更高的宏观危机(我们称之为2011公共部门危机),我们也不得不应对这场危机在我国以及欧洲地区造成的影响。私人部门,特别是美国的私人部门,但欧洲地区的也是一样,已表现出了很强的抵御能力,而且在度过2007年危机的过程中发挥了其作用。与其他可能的做法相比,争取实现增长以及复苏是更好的做法,尽管复苏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不幸的是,除了尽量规避之外,对这场公共部门危机私人部门也别无他法。

当然,欧洲地区的公共部门危机、美国现任政府的边缘政策、以及美欧不确定的监管环境,共同造成了商业方面的持续不确定性,这种状况正在大幅拖缓危机化解的进程。

欧洲地区的形势要差得多。为数众多的政策制定者们在保住欧洲货币经济共同体方面进行了大量努力(这些国家民众的积极性就不那么高了),这些人的用意是好的但构想是错的,他们可能已在无意间造成了一种可能对整个体系构成根本性威胁的局面。幸运的是现在还有操作的空间,尽管不如人们希望的那么多。这是一个需要单独全面讨论的话题,因此我就不再多说了。

《商法动向》卡伦斯:您有多少时间是在法兰克福度过的?

Michael Macaluso:我现在负责欧华律师事务所在欧洲资本市场方面的业务。我们有一支整合度极高的泛欧团队。我一般一个季度到欧洲特别是法兰克福和伦敦一到两次。

《商法动向》卡伦斯:鉴于您与基金间的关系,您能谈谈美国与欧洲间在基金方面趋势上的区别吗?从融资以及监管的角度来看:您对美欧两个大陆上的私人股本与风险资本的看法是怎样的?监管规则正在如何影响这两块大陆上的机会?

Michael Macaluso:在大西洋的两岸,投资于基金的兴趣均出现了大幅提升。一方面,一些投资者正在当前回报率相对较低的环境中寻求通过传统的“安全”投资工具实现增量风险调整回报率。另一方面,在波动性相对较高的市场形势下,对管理程度更高的投资组合的需求也在增长。

数额巨大的资本正在流向私人股本领域,几乎与我们在危机之前看到的水平相当。但问题是,“存在足够的与投资者承担的风险相匹配的投资机会吗?”从我看到的情况来看,现在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各基金现在拥有数量相当可观的可投资资金,然而,鉴于资本配置情况尚未恢复到正常水平,定价情况并不如预期的那样有利。这是基金投资中一个方面的情况,而且我认为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于美欧两个大量上,欧洲更是如此,这一地区的经济多样性以及对欧洲危机即将爆发的普遍共识意味着在基金投资方面存在大量机会。

但对风险资本来说情况就有所不同了。筹建新的风险资本基金要更为困难,而已有的风险资本管理公司的内流资金也小于私人股本基金。我认为这种状况是周期性的,仅仅反映出各相对不成熟的公司在投资组合方面面临的艰难的经营环境。

《商法动向》卡伦斯:随着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的实施:您在美国看到了什么趋势,这些趋势对您的工作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Michael Macaluso:必须记住,尽管存在多德-弗兰克法案以及危机后出台的各项其他政策,我认为我们的监管环境在发达国家中仍算是比较自由的。危机后的各项政策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制定能够增强我们的价值以及我们经济体系调整能力的政策。对我来说,在安然公司(Enron)破产后制定的那些规则特别是按市值计价的会计方法在2007年危机中起到的作用显然是火上浇油。必须在宏观层面上讨论这类问题以避免重蹈覆辙。

从业务实践的角度来说,我们已经能够在基金方面以及金融交易方面从容应对多德-弗兰克法案。我们已经将多德-弗兰克法案实质性的结合进了给客户的相关建议中,在打造基金方面、在基金合规方面、还有交易方面。我其他的事务所可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如你所知,在这项法案全面实施前还会有大量的规则出台。也可能这项法案不会得到全部实施。我们已经就能否采取一些措施来取得战略优势这一问题与一些客户进行了讨论。

《商法动向》卡伦斯:这对企业家精神有怎样的影响?

Michael Macaluso: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在我结束对多德-弗兰克法案的讨论之前,我想谈一下我几个月前在一次网络直播中谈到过的企业家精神问题,那就是没有必要改变对“合格投资者”的定义。这一定义的改变严重影响了能用于开创新公司的天使资金的数量以及应被退回的天使资金数量。

一些人说我们应该感到“庆幸”,因为对这一定义的一些拟议的改变最终没有被包括在法案中。确实是这样,但这并不能证明为在美国开办公司设置另一道障碍的合理性。

在多德-弗兰克法案出台之前,在计算成为合格投资者必须的最小资产净值时,投资者们可以将他们房屋的价值计算在内。这种定义上的改变除了歧视那些谨慎的将一部分财富存储在房屋上的投资者特别是年长一些的投资者外,还严重限制了有资格进行天使投资的个人投资者数量。在当前的环境下,这扩大了对初创公司的负面影响,因为这些公司获得资本的途径太少了。确实,一些热门领域内引人注目的公司仍能找到资本,但单靠这些公司无法创造出足够的我们需要的就业机会。

尽管存在这些变化,我仍然乐观的认为这些障碍可以而且会被克服。例如,我目前正在代理Park Fifth资本管理公司(Park Fifth Capital Management),这是一家新成立的基金集团,正在推出第一支基金。对于那些处在初创阶段而且有高增长潜力的公司来说,这家基金公司可能会在其资本筹集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这家基金公司独一无二的创新型业务模式指出了通向未来的道路。

《商法动向》卡伦斯:您如何看待美国未来的资本市场?

Michael Macaluso:我仍然担心银行业和资本市场在整体上对美国公司的可用性。围绕这方面的问题存在多种多样的观点。一些人声称银行与资本市场现在根本没在借出资金或提供可用的资本;一些人说银行与资本市场有在借出资金也提供了可用的资本,但没有足够的需求。还有人说借出资金的标准已发生了大幅变动,或者认为,如果这方面的标准没变,那就是现在的公司借款人和证券发行人的质量下降了。事实上,从规模最小到规模最大的借款人和证券发行人,我们都没有看到他们顺利回归高效运转的资本市场的迹象,这方面的欠缺是让人痛苦而且代价高昂的,是重建我们经济过程中的一大障碍。2007年危机以来,资本的可获取性正在逐渐改善,但欧洲地区爆发的2011年危机的长期影响现在还无法确定。

《商法动向》卡伦斯:在私人股本领域内,存在大量受到抑制的需求。投资者们正施加压力以获取回报率并让他们的资本再度运作起来,多承担一点风险以获取一定程度的投资回报率?您看到的情况是这样的吗?

Michael Macaluso:是的,那正是我们看到的情况。投资者们需要更高的回报率,但是他们通常以之为基础的假设是建立在较低水平的风险上的(特别是在养老基金领域内),现在承担这样水平的风险不足以使他们实现更高的回报率。这不是一种好的状况,诱因就在于对收益率的追求。

《商法动向》卡伦斯:下面更多的关注一下您的工作,能给我们讲几个您早先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和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计划方面的经历中让您印象深刻的例子吗?

Michael Macaluso:在2007年的6月或7月份,我开始帮助一家抵押贷款领域内的规模非常大的金融机构来处理一些他们当时认为是与融资和资本市场相关的发展问题。这正是金融危机刚刚开始的时候,当时大多数人尚未意识到一场危机正在形成。在我们被请去帮助稳定局面的时候,这家机构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贷款。那个时候还早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出台之前。我们协助这家机构开发出了一套精密的诊断计划,在这套计划的帮助下这家机构的业务开始稳定了下来。在那之后的过程就比较复杂了,一笔一笔贷款的处理,与各种对手方、评级机构、以及监管部门打交道。

到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出台时,你可以看到不只是抵押贷款业,整个金融体系都松了一口气,抵押贷款业最初是包括在这项计划中的。当时的情况实质上已变成了对银行的挤兑。在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倒闭的那个周末这种情况尤其明显。作为一家大型金融机构的代理律师,我们从之前的那个周五下午就开始不眠不休的工作,这家机构持有大量对贝尔斯登的投资。莱曼兄弟(Lehman)的情况要更复杂一些,我不打算多谈,只是说一下正是这家公司的破产最终促成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就位之后的主要价值在于积极的心理影响,投资者们感到美联储和财政部在支持机构控制挤兑情况,而且允许有序的银行清算和得到担保的收购。很多机构参加了这一计划是因为他们被要求这样做,而不是因为他们感到需要参加。

当然,有人可能会问最初造成银行挤兑的原因何在?我认为,与导致大陆银行(Continental Bank)在1984年时遭挤兑的现象一致,当年我作为一名年轻的MBA学员恰好广泛的研究过这一现象还写过相关论文。在我看来,当年以及现在挤兑现象背后的推手在于其他银行。大多数的挤兑行为发生在银行间市场上。一家机构与另一家机构做生意的意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其对对手方稳定性的信心。如果在一家机构中发生信心危机,那么其对手方可能就会不愿意与其做生意;这种不情愿会挤压其流动性,结局通常都是悲惨的。在2008年时,看似没有一家银行对其他银行的安全性抱有信心。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有效的接触了这种对安全性的担忧情绪。

应该说,在2011年时,欧洲正在缓慢的向类似的解决方案迈进。如果没有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以及各成员国央行的行动,欧洲地区的形势可能早已变得更为严重了,当时在很多银行的贷款以及对多个国家的投资质量方面、在欧洲的银行业部门方面存在高度担忧情绪。

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TALF)则是另外一回事。对那些发行由合格资产支持债券的公司来说这一计划就是一条救生索。我对一家客户的印象特别深刻。这是一家有着50年历史的大型金融公司,这家公司直接或间接雇佣了成千上万的人,没有涉足抵押贷款业,经营质量很高,贷款损失率非常低,但在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推出之前仍无法发行债券。我们帮助这家客户取得了利用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的资格,并利用这一工具发行了几支债券。这家公司安然度过了金融危机,现在又开始依靠自身直接融资了。

Michael Macaluso是欧华律师事务所全球公司金融、资本市场、以及投资基金部门的合伙人。他在为一些世界领先机构管理大规模、创新性、以及复杂的事务方面拥有长长的成功记录;他参与完成的交易价值高达数千亿美元;他还担任过多家金融机构和基金公司的外部财政法律顾问和外部总法律顾问。

Macaluso先生在代理国内金融机构以及跨境金融与资本市场交易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此外,他还与私人股本、信贷机会、以及对冲基金在创建新基金、合资、收购、资本重组等方面密切合作。他定期的在各种项目以及策略的创建和持续管理方面给予客户建议,他拥有深厚的跨境工作经验,尤其是在欧洲方面。在1998年、2001年和2007年9月,Macaluso先生均深入的参与到了帮助客户度过资本市场流动性危机的工作中。

Macaluso先生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还从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Booth School of Business)取得了MBA学位。

Macaluso先生现在是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集团的合伙人咨询委员会(Partner Advisory Board)中的活跃成员。